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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鎖定唯一挑戰力量

拜登-哈里斯政府于2021年3月份公開了一份《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導》，提出美國未來面臨“全球權力再分配、國際秩序大調整、科學技術大變革”的三大考驗。這份報告特別指出，中國是唯一有能力將其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結合起來，對國際體系提出持續挑戰的競爭對手。

這份報告提出美國新的國家安全戰略的三大重點——捍衛美國力量、維持國際秩序、加強聯盟。拜登-哈里斯政府認為，美國要超越一個更加自信的中國，從長遠來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恢復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支持和捍衛盟友和伙伴網絡，阻止對手進入全球公共領域及關鍵領域，確保美國與其他國家一道制定新的全球規范。

與2017年特朗普政府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時聲稱的“中國對美國安全的威脅是對印度-太平洋地區的秩序產生影響，存在不公平貿易和知識產權竊取”進行對比，不難看出，美國對中國的憂慮在不斷加深。盡管美國以國家安全為名維護其全球領導地位的戰略遵旨沒有變，但是戰略基點正在由“美國優先”（退群）上升為“維護國際體系”（組群），中國也隨之由“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升級為“唯一有能力挑戰國際體系的力量”。

二、科技的政治化趨勢可能引發持久的科技競爭

（一）特朗普政府對中國高技術企業的極限施壓

特朗普執政期間，美國政府針對中國5G等先進技術及涉軍企業采取了全方位、步步緊逼、層層加碼、極限施壓的遏制打壓。

1.動用國家機器對華為的5G技術進行全方位打壓。

2017年8月14日，特朗普下令針對中國企業侵犯美知識產權進行“301條款”調查。

2018年2月13日，美國情報機構對華為、中興通訊智能手機提出建議，建議美國人不使用華為和中興通訊的產品或服務。

2018年12月6日，加拿大應美國當局要求，在溫哥華扣留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

2019年5月16日，美國禁止華為從美國公司購買零部件。

2019年10月7日，商務部將28家中國企業列入“實體名單”。

2019年12月16日，眾議院立法禁止政府從被認為是國家安全威脅的公司華為購買電信設備。

2020年5月22日，商務部將9家中國公司列入實體名單。

2020年7月14日，英國跟隨美國禁止華為5G網絡，迫使移動網絡運營商剝離他們已經安裝的華為5G設備。

2020年7月23日，美突然下令關閉中國駐休斯敦領事館。次日中國關閉美國駐成都領事館。

2.逼迫華為不得不選擇性退出市場

2020年8月17 日，美國商務部公布針對華為的新一輪制裁措施，進一步限制華為獲取美國技術的能力，重點在于限制美國以外企業用美國軟件設計的芯片；將 38 家華為旗下企業加入實體清單，主要涉及華為云，進而使華為旗下被出口管制的企業達到 152 家。

2020年11月17日，華為正式將榮耀出售給深圳市智信新信息技術有限公司。這是華為在產業技術要素不可持續獲得、消費者業務受到巨大壓力的艱難時刻，做出的一場產業鏈自救行為。

3.調整國內科技政策加強半導體產業技術等領域

2020年6月10日，《美國半導體激勵法案》（CHIPS法案）通過，立法振興國內芯片制造、增加政府研發資金、增強技術供應鏈。美國政府加大了對科技和產業支持的力度，意在逐步改變美國自冷戰以來在全球研發支出中份額不斷下降的趨勢（1960年為70%，2000年下降為41%，2020年下降為28%）。

（二）拜登-哈里斯政府將公開強化科技政策的政治性

70多年前的1944年，美國總統羅斯福致信其科學顧問范內瓦爾·布什博士，羅斯福提出了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幾十年中最好地應用科學和技術來造福國家的健康、經濟繁榮和國家安全的問題，布什后來以一份題為《科學——無盡的前沿》作為回答。2021年1月15日，現任美國總統拜登也致信科學顧問兼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Eric S. Lander博士，也提出了更新和振興美國國家科技戰略的五個問題，要使美國走上今后75年的強勁道路。尤其是，美國在與中國的競爭中，如何才能確保成為未來技術和產業的世界領導者？美國采取什么樣的不同于競爭對手的策略，例如國家投資水平，關鍵技術研發的國家戰略支柱，投資結構、基礎設施和政策，如何加強和擴大學術界、工業界和政府之間的聯系，如何確保技術進步創造而不是減少高質量的就業機會等等。

二戰以來，美國一直將科技領域作為捍衛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主戰場，科技作為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的關鍵推動者，成為中美戰略競爭的前沿和中心。美國智庫新美國安全研究中心（CNAS）在《迎接中國挑戰的國家技術戰略》《打造美國聯盟的科技創新基礎》等報告中提出，崛起的中國對美國及其盟友的經濟活力、國家安全以及全世界自由民主價值觀構成了根本挑戰，因此需要制定一個全面的框架來更新其技術政策。美國智庫的建議主要有：

1.加大投入，提高美國的科技競爭力。增加研發(R&D)投資，到2030年，將聯邦研發支出提高到至少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公共和私人總研發投資增加到至少占GDP的4.5%。制定并執行國家人力資本戰略，吸引和留住世界上最優秀的科技人才，解決學術界留住高技能人才的挑戰。提高H-1B簽證的上限，并完全取消對高等學位持有者的上限。

2.限制出口，保護美國關鍵技術優勢。重新定義出口控制的目標，著重于限制技術在外國本土化，與關鍵合作伙伴合作，制定對中國半導體制造設備的多邊出口管制，減少不必要的技術轉移。

3.聯合圍堵，與盟友開展最大限度合作。針對中國正在實施的立足自主原創技術、減少對外國知識產權和標準依賴、進而形成全球性平臺的綜合戰略，美國要聯合盟國進行下一代技術的合作研究，確保關鍵供應鏈多樣化，保護關鍵技術，并在國際標準制定和規范創造方面進行合作。此外，更加具體提出了美國加強與盟國在技術創新和保護方面的合作的設計原則和具體政策建議，包括率先對半導體制造設備實施出口管制，聯合日本、荷蘭，向中國施加新的限制等。

三、以高水平的自立自強構建科技發展新格局是贏得持久競爭的關鍵

美國從極限施壓到盟國圍堵，為中國的科技工業進行了一次全面的健康體檢，暴露了之前長期忽視的隱蔽性問題，也引起了科技界、產業界的深度反思，樹立了創新在現代化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科技自立自強已經深入人心。從美國將科技政策過度政治化的趨勢來看，我國科技強國建設必將面臨一場持久的戰略競爭乃至國力競爭的挑戰，需要立足長遠著力構建科技發展新格局。以半導體領域為例，在開放經濟條件下，臺灣的集成電路制造代工實現全球領先用了21年、韓國的存儲器實現全球領先用了15年，中國平板顯示產業實現全球領先用了13年，高鐵裝備實現全球領先用了13年。因此高水平的自立自強，需要從近、中、遠期三個時間尺度，重視如下三個問題。

近期來看，“高水平的自立自強”需要著力圍繞關鍵領域進行戰略聚焦。只有堅持戰略聚焦，避免力量分散，方能守住風險底線并形成相對優勢。從近中期來看，中美脫鉤將明顯損害中美以及相關國家的生產力，增加全球科技發展的成本，各方都將以更高的成本從其他來源尋找替代品。我國經濟學家估計，被排除在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之外將使中國在未來四年損失GDP的2.2%。美國商會認為，中國在信息通信等高技術領域實施本土化，將導致美國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約0.3%。因此，近中期困難局面下進行戰略聚焦是必須的。科技資源是未來持久性稀缺資源，建設成為世界科技強國，并不意味著我國在所有科學技術領域均需要處于世界領先地位，而是要在戰略性領域形成相對優勢。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綱要》系統提出了對戰略性前沿技術、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的頂層設計。戰略性前沿技術聚焦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生命健康、腦科學、生物育種、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戰略性新興產業聚焦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裝備等。未來產業聚焦類腦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術、未來網絡、深?？仗扉_發、氫能與儲能等。分層聚焦的戰略部署,為科技自立自強指明了路徑。在高水平的自立自強過程中，我國既要防止科技力量部署的過于分散、均等化，又要防止重大創新鏈布局缺失、從而造成卡脖子，需要集中優勢資源，善于形成相對優勢。在形成相對優勢的過程中，不排除美國進行選擇性緩和態勢，疑惑國內自主發展的決心，導致半途而廢，需要我們保持戰略定力，摒棄速勝論和悲觀論，摒棄浮躁情緒和畏難情緒，客觀評估科技能力和實力，保持戰略聚焦并形成相對優勢。

中期來看，“高水平的自立自強”需要著力形成更高效率的一體化能力。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講話中指出，“要加強頂層設計和前瞻布局。要加強戰略研判，堅持創新自信，敢啃硬骨頭，在組織實施長周期重大項目中加強頂層設計和前瞻布局，加強多學科交叉融合和多技術領域集成創新，形成我國科技發展的體系化能力”。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戰略科技和未來市場驅動的產業科技，正在加速交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術不僅是科技競爭的焦點，也是未來產業競爭的焦點。多年以來，普遍認為科研的范式是線性的，即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再進入工程化，是漸進推進的。以半導體為例，美國等大多數國家政府研發支出主要針對“競爭前”的研究，企業主要集中在“競爭中”的研究，形成了國家實驗室基礎研究+企業產品研發“兩段式分離”科研體系。然而，新的科技革命和技術變革表明，創新路徑很多情況下不是線性的，是包含許多重新進入和迭代的螺旋式過程，每當應用研究中提出新的問題，往往需要回到一個基礎研究框架來解開這些問題。政府只支持基礎研究、企業只開展產業化研究的模式，往往造成研用脫節、迭代緩慢，喪失競爭力，尤其是對于新一代信息技術，其技術更迭快、產品周期較短，很難在競爭前的基礎研究和產品開發之間分離。隨著技術進步的加快以及人工智能的發育，從基礎科研到生產力轉化的周期，也正在快速縮短，因此決定未來產業的戰略科技領域，也需要探索非常規的科研組織體系，將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工程化納入一體化的組織，通過“一體化”的機制高效的銜接起來，構建深層科技生態，保證政府研發的宏觀精確性和市場投入的微觀高效率，實現內部效率最大化，才是高水平的自立自強，才能應對更加激烈的新一輪科技競爭。

遠期來看，“高水平的自立自強”需要著力形成更加優良的高層次科技人才培植土壤。未來科技競爭的本質，是人才的競爭，人才是中長期科技競爭真正的零和因素。以人工智能高層次的學者分布為例，美國1244人，中國196人，中美差距依然較大；據統計，全球人工智能人才共計15萬位，中國的數量為1.7萬位，占比不高。因此最終需要從科學精神、創新文化和教育體制改革落腳，才能形成培育高層次人才的土壤。只有抑制浮躁的科研氛圍，改變過分短期化、功利化、指標化的科技價值體系，弱化指標驅動，包容特殊人才、奇才怪才，改變應試教育束縛創新性思維、扭曲科技價值觀的狀況，扭轉創新型人才土壤惡化的趨勢，大力開展科學精神和創新文化建設，推動教育體系改革，才能源源不斷培育高水平科技人才，使國家獲得中長期科技競爭的持久動力，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

綜上，美國推動科技政治化趨勢短期內難以逆轉，國際秩序重建需要經歷較長過程，我國需要做好中長期戰略準備，以高水平自立自強，構建科技發展新格局。

注：文中圖片來源于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