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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當前，加快打造原創技術策源地，加強原始創新與源頭技術供給，是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根本途徑。如何打造原創技術策源地，既是理論界、學術界面臨的重大時代課題，也是產業界面臨的現實難題。為此，我們精心組織、系統謀劃推出了打造原創技術策源地的系列研究報告，旨在從戰略意義、基本概念、主要內容、成果形式、實現路徑、發展趨勢、保障措施等方面全面研究深入分析，系統回答“為什么策源”“策源什么”“誰來策源”“如何策源”“怎樣評價”“如何保障”等問題，以期拋磚引玉，為開展原創技術策源地建設理論研究和推動實踐工作提供借鑒參考。

 打造原創技術策源地系列研究之三

原創技術策源地建設面臨的主要困境和突破路徑

申海燕

一、原創技術策源地建設面臨的主要困境

近年來，我國研發投入逐年增長，重大科技成果不斷涌現，有力推動了科技進步和經濟高質量發展。但是應當看到，與發達國家相比，與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和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要求相比，我國原創技術還比較匱乏，特別是缺少具有帶動性和影響力的標志性成果，研發投入存在結構性短板，科技成果轉化不力、不順、不暢等問題依然突出。這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成為原創技術策源地建設面臨的現實困境。

(一）基礎研究能力薄弱

基礎研究是科學進步的基礎，是技術創新的總源頭和總開關，在我國創新體系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當前，我國基礎研究投入不足與能力薄弱的問題相互交織、疊加演化。

一方面，我國基礎研究投入嚴重不足。2020年，我國基礎研究投入1467億元，占全社會研發投入的比重為6%，而發達國家普遍在15%以上。從不同創新主體投入情況看，2018年，我國高校基礎研究投入強度為41%，低于美國62%、法國67%等20多個百分點；科研機構基礎研究投入強度為16%，低于美國、日本3-7個百分點，與德國60%、英國40%的水平更是相距甚遠；企業基礎研究投入差距就更加懸殊。目前我國企業基礎研究投入強度僅為2%，低于發達國家3-8個百分點。我國企業基礎研究投入占全部基礎研究投入的比重只有3.1%，發達國家一般在20%-50%之間，韓國企業更是高達60%，相當于我國的20倍。可見，我國創新主體基礎研究投入普遍存在明顯不足，而最大缺口在于企業，這與企業對基礎研究重視不夠，能力不足，發揮作用不充分有直接關系。

另一方面，與投入不足相對應，我國原始創新能力不強，缺乏從0到1的重大原創性、顛覆性成果。我國數學、物理學、化學、經濟學等基礎學科理論研究滯后，非線性科學、生物化學、地球科學、分子神經生物學、空間科學等新興學科領域與國外差距大，生物制藥專利90%來自國外。基礎研究落后導致我國長期處于全球創新鏈的中下游，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對國外技術形成路徑依賴，只能亦步亦趨跟著發達國家跑，發展風險不斷累積，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難以得到有效保障。

(二）應用基礎研究缺位

當前，科技發展日益呈現出群體性突破和交叉融合加速演進的特征，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工程創新與產業發展的交互促進作用更加顯著。應用基礎研究處于基礎研究和試驗發展的中間階段，是創新鏈中連接科學和技術的橋梁紐帶，是將新知識轉化成新產品、實驗室樣品轉化為市場化商品的關鍵環節，在帶動科技創新與成果轉化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一方面，我國應用基礎研究投入強度一直處于偏低水平。2020年我國應用基礎研究經費投入2757.2億元，占研發投入的比重為11.3%，美、日、韓等發達國家一般在20%左右，英、法兩國更是超過40%，為我國的4倍。應用基礎研究投入長期低位運行，制約著創新鏈的運行效率和創新系統的整體效能；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財政資金支持、創新資源分散、科研院所轉制等多重原因，導致我國應用基礎研究供給出現缺失，已成為創新鏈的短板弱項。實踐中，科學研究人員不了解企業需求，技術開發人員又不掌握最新科研動態，一旦應用基礎研究環節不暢，大量科技成果就無法跨越從基礎研究到商業化應用的“死亡之谷”，難以走向市場。要暢通創新鏈條，必須著力加強應用基礎研究，充分發揮其創新鏈中的關鍵連接、暢通、傳導作用，實現科技成果有效轉化。

(三）原創技術供給匱乏

近年來，我國在引進消化吸收國外技術的基礎上，構建起了自己的技術體系和工業體系，實現了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但是應當看到，關鍵核心技術是買不來、要不來、討不來的，一味奉行“拿來主義”“造不如買，買不如租”，不但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技術來源問題，還會加劇“低端鎖定”風險。而且，市場能否換來技術，也取決于技術引進主體是否具備能夠將外來技術轉化為自主創新能力和內生發展動力的條件，實踐中“只引進不消化”的情況屢見不鮮。

沒有基礎研究就沒有技術創新，沒有原創理論就沒有原創技術。原創技術的形成既依賴于科學領域的重大發現，又依賴于基礎技術領域的重大創新。當前，受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供給不足的影響，我國原創技術創新力度不夠，重點領域、關鍵環節原創技術比例低，底層基礎技術缺乏，基礎工藝研發能力薄弱，關鍵材料、核心元器件、基礎軟件、重大裝備、開發平臺等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高，發展受制于人。特別是，我國相當一部分原創成果是通過消化吸收國外技術，進行局部改良獲得的，是低水平、低層次、同質化創新，還不能稱之為真正從0到1實現突破的原創技術，這也是我國原創技術供給匱乏的重要表現。

(四）轉化體系建設滯后

一方面，我國研發投入逐年增長，科技成果不斷增加。2021年，我國授權發明專利69.6萬件，每萬人口高價值發明專利擁有量7.5件，PCT國際專利申請量6.95萬件，連續三年居全球首位。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數據顯示，近年來我國創新指數穩步提升，2021年排名全球第12位；另一方面，我國發展中又面臨著嚴重的“技術荒”“卡脖子”問題，科技成果產出轉化率低，創新資源極大浪費。據不完全統計，我國高校每年取得近8000項科技成果，轉化率不到10%，發達國家一般在60%以上。我國國內專利維持時間也普遍較短，中科院有效發明專利的平均維持時間僅5年，而國外來華專利為10年。這也反映出我國專利技術缺乏商業化應用前景，目前科技成果轉化體系建設存在滯后等問題。

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國創新聚焦產業發展不夠，科研和生產存在脫節，創新鏈中從科學到技術、從技術到產品的轉化渠道不暢。一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有效供給不足，真正面向需求、面向市場、面向應用的科技成果還比較少；二是企業尚未成為科技成果轉化主體，國企大而不強，民企小而不精，普遍缺乏轉化能力和轉化動力；三是社會化的技術轉移機構發展不健全，技術交易市場不發達等。

(五）制度環境亟待完善

歷史上大國崛起的成功經驗之一，就是建立了一套有利于激勵創新的制度環境和文化生態，包括知識產權制度、教育制度、投融資制度等，以及在全社會形成了尊重知識、尊重科學、尊重人才、崇尚成功、寬容失敗的文化氛圍。當前，我國政策制度、體制機制、教育文化等還不適應創新需要，創新生態也亟待完善。具體來看，知識產權制度是保護創新的基礎性制度和有效利益機制，當前我國知識產權還不能得到市場有效保護，技術成果無法獲取應有收益；支持原始創新的財政投入體制和市場化融資體系仍不健全；科技管理不適應創新需要，科研成果轉化機制不暢，最后一公里難以打通；教育體制存在行政主導、條塊分割、效率低下、封閉管理等弊端；科技人才隊伍大而不強，結構不合理，戰略科學家、科技領軍人才等關鍵少數戰略人才嚴重缺乏。2017年，在世界研發人員總量超過10萬人年的16個國家中，我國每萬名就業人員的研發人員數僅高于巴西，排名倒數第二；創新生態是創新活動賴以生存的“陽光”“空氣”和“水”。當前以人為本的創新觀念還沒有完全樹立，適宜創新的生態環境還有待優化，創新精神亟待培育等。

二、原創技術策源地建設需要應對的主要挑戰

(一）新科技革命加速重構世界創新版圖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處于重要歷史交匯期，科技創新成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關鍵變量”。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基因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等新技術快速發展，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蓬勃興起，正在重塑全球創新格局、產業競爭和分工模式，成為推動大國崛起、重構國際秩序的重要力量。這既是發展面臨的嚴峻挑戰，又為我國實現跨越式發展提供了難得機遇。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順應第四次工業革命發展趨勢，共同把握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機遇，共同探索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探尋新的增長動能和發展路徑。”為此，要超前謀劃部署，加快原創技術突破，積蓄發展新動能，培育競爭新優勢，力爭在新一輪變革中掌握先機、贏得主動。

(二）跨領域交叉融合助力實現原創突破

當前，全球創新活動進入新的密集活躍期，科技創新呈現出多點突破、交叉匯聚的趨勢，創新不斷突破地域、組織、技術界限。一是新理念、新方向、新要素不斷涌現。綠色化、數字化、智能化引領創新方向，數據成為關鍵生產要素和戰略性資源，信息技術與能源技術、生物技術、制造技術、材料技術、環境技術深度融合；二是基礎科學問題面臨重大突破。不同領域交叉拓展了學科研究邊界，前沿科學領域逐步向超宏觀、超微觀、極端復雜方向發展，依托多個學科知識技術的交叉融合產生的重大技術突破，成為原創技術突破的新態勢。與傳統學科交叉不同，當前的學科融合強調對多個學科領域的思想、方法和技術的有機整合以形成共同概念和話語體系，為新思想、新發現、新方法、新創造的產生提供新的研究框架；三是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試驗發展等創新過程明顯縮短，不同研究類型之間內在關聯日益增強，不同環節疊加轉化，研究界限逐漸模糊，跨越創新鏈不同環節的融合創新、跨越整個創新鏈的系統性創新成為發展趨勢。

(三）創新驅動更加依賴關鍵性頂尖人才

創新驅動實質上是人才驅動。原創技術的形成需要戰略科學家、科技領軍人才、高水平創新團隊，以及后備科研力量的多方協作。特別是擁有頂尖人才才能擁有原創成果，世界頂尖人才是引領創新驅動、開展原創技術策源的關鍵所在。以硅谷為例，吸引頂尖科學家和企業家是其半導體產業成功的重要因素。而致力于在基礎研究領域網羅全球頂尖人才，并為其營造最佳工作環境的德國馬普學會成為世界諾貝爾獎的搖籃，先后有22人獲獎。由于諾貝爾獎獲獎成果不但追求重要的科學發現，也要對人類社會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因此是最具代表性的原創性成果。據統計，截至2021年，在諾貝爾獎獲獎者中，美國有399位，英國有136位，德國有111位，三國獲獎人數占比66%。值得一提的是，美國以4％的全球人口，擁有了40%的諾貝爾獲獎者，獲得了近70%的諾貝爾獎，體現出了強大的創新能力。可以說，頂尖科學家的匯聚為美國開展原創技術策源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和智力支撐。

(四）大科學裝置系統極大拓展科學前沿

科學技術的進步依賴于基礎理論的發展，基礎理論的發現和驗證有賴于科學儀器的使用。當前，世界科學研究進入到分工協作、整體推進的大科學時代，科學前沿的革命性突破越來越依賴于大科學裝置等綜合性研究手段。硬件設施方面，大科學計劃、大科學工程、大科學裝置等大型復雜科研系統的應用，極大拓展了人類科學研究邊界，為探索自然奧秘、發現自然規律、實現技術變革提供了極限研究手段，也為開展原始創新提供了重要物質基礎。如大型強子對撞機為研究宇宙起源和物質質量來源提供了重要保障，國際空間站等觀測裝置為暗物質暗能量研究和太空資源開發奠定了基礎。目前國際社會正在積極建設全球實時海洋觀測網（ARGO）、全球生物多樣性觀測網絡（GEO BON）、國際磁約束核聚變計劃（ITER）和平方公里陣列射電望遠鏡（SKA）等大科學工程，加快解決人類社會發展難題；軟件方面，大數據、云計算等先進軟件工具、模型算法的使用，帶來了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經濟管理科學方法理論的突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主動整合利用全球創新資源，有選擇、有重點地參加國際大科學裝置和科研基地及其中心建設和利用。

(五）更加強化戰略科技力量的主體作用

戰略科技力量是國家創新體系的中堅力量，代表了國家科技創新的最高水平。隨著科學研究復雜性、系統性、協同性明顯增強，創新逐步向“深水區”“無人區”“制高點”“基礎面”“交叉項”進軍，大國間科技競爭也從領域競爭走向體系對抗，科研活動國家化的特征日益顯著。以高校、科研院所、科技領軍企業等為代表的戰略科技力量，是科技創新的國家隊。因其可以聚焦國家重大需求，快速進行戰略響應，迅速統籌科技資源，充分發揮體系化編隊、“大兵團”聯合作戰能力，開展跨領域、大協作、高強度的原始創新，加快打造戰略化科技航母群，形成體系化的創新能力和對抗能力，逐步成為推動我國原創技術策源的重要主體。

(六）政府驅動基礎性研究成為動力源泉

大科學時代，政府深度參與科學知識生產，逐步成為科學知識產出的推動者、協調者，生產資源配置的組織者、協調者，生產秩序的參與者、建構者。政府引導扶持已成為原創技術實現突破的必要前提。一是政府加強規劃布局，完善創新體系，開展研發攻關、成果轉移、產業再造和制度創新，把實驗室環境下的技術能力轉化為產業環境下的生產能力。如上世紀60年代起，美國政府先后資助建立了上百個工業合作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和科學技術中心。2012年“制造業-美國”計劃發布以來，聯邦政府聯合出資設立了16家制造業創新研究院；二是通過財政補貼、項目支持、稅收優惠、政府采購等方式，支持基礎研究。2018年，法國、德國、英國、美國政府的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占比分別為32%、28%、26%、23%。在基礎研究領域，發達國家政府穩定性經費與競爭性經費的配置比例為7∶3甚至達到8∶2。如馬普學會作為德國最大的基礎研究機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作為法國最主要的基礎研究機構，80%以上的研發經費來自于政府財政預算。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73%的經費來自國會撥款。在應用基礎研究領域，德國弗勞恩霍夫協會獲得的財政經費支持占其科研投入的30%左右。政府加大投資驅動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已成為推動原始創新的重要力量。

(七）源頭型科技治理新模式正加快形成

創新是走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路，是一個不斷提出假設、觀察、思考、假設、實驗、求證的復雜過程。在科學發展高度細分和專業化的今天，開展高水平的基礎研究面臨著極大的艱巨性、長期性、不確定性和高風險性。據統計，基礎研究的成功率只有3%，應用基礎研究的成功率僅為10%。而且從獲得基礎知識到實現商業化，通常要經過20-30年甚至更長時間。因此，傳統的“規劃-指南-項目”目標導向的管理模式，以及“命題”“計劃”“督察”“掛圖作戰”“打表推進”等任務導向的管理方式已不適應源頭創新需要，亟需構建一套開放包容、靈活高效、敢于授權、勇于容錯的源頭型治理模式。此外，原始創新難免會遇到失敗，會與現存的觀念、認識發生沖突，也需要良好的社會環境、學術氛圍予以包容。要破除功利主義導向，避免急功近利、求新求快，允許慢出成果、慢出效益，以科學精神、包容文化涵養整個創新生態。

(八）全球性開放合作交流趨勢難以逆轉

科技無國界。國際科技合作始終是應對人類共同挑戰、把握新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紅利的重要途徑。而且，越是源頭創新、基礎創新、原始創新，越需要吸收全球最先進成果，掌握世界科技前沿，動員全球科技資源，開展多主體協同創新，構建開放創新大格局。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我們要更加主動地融入全球創新網絡，在開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創新能力。越是面臨封鎖打壓，越不能搞自我封閉、自我隔絕，而是要實施更加開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國際科技合作戰略。”此外，隨著創新要素在全球流動配置速度不斷加快，越來越多的新興經濟體快速發展，參與到科技創新進程中來，在有些領域還與發達國家并駕齊驅處于同一起跑線，在世界科技治理格局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也在逐步增強。

三、原創技術策源地建設亟待政策制度實現根本性突破

當前，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相互交織，科技創新成為國際戰略博弈的主要戰場，圍繞科技制高點、原創技術的競爭空前激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立足高質量發展階段、貫徹創新驅動發展理念、構建雙循環發展格局，必須把原創技術策源地建設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著力在政策體系的頂層設計方面實現突破，系統謀劃原創技術戰略布局，持續完善原創技術支持政策，切實增強技術源頭供給能力，加快實現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強。

(一）強化使命擔當全面統籌謀劃

要把原創技術策源地建設放在事關國家發展與安全的戰略高度去認識。加強原創技術策源地建設，是以高質量的科技供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重塑未來競爭優勢的重要舉措，也是決勝大國之間戰略博弈、筑牢經濟社會發展安全屏障的必然選擇。為此，要立足策源地建設中心工作，堅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等四個面向，圍繞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試驗發展等三個關鍵環節，聚焦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顛覆性技術等三類重點技術，緊盯創新資源匯聚能力、研發創造能力、成果轉化能力、未來引領能力等四種能力，著眼“構思一代、研發一代、試制一代、生產一代、應用一代”五階段技術迭代路線，加強戰略謀劃，開展技術策源，強化政策配套，以重大原創性成果引領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二）把握戰略方向明確發展路線

把握世界科技發展趨勢，尊重研究活動規律，統籌做好源頭創新的機會識別、前瞻選擇、系統布局、路線選擇、組織管理、轉移轉化等工作。要基于科技態勢掃描與技術預測，形成重大技術布局，識別確定重點技術，遴選主要技術集群，篩選重大研究領域，凝練源頭科學問題，繪制基于“產品-技術-原理”的產業創新圖譜、技術路線圖譜和科學知識圖譜，系統安排任務項目，整合集聚創新資源，推動項目、人才、資金、政策一體化配置，加快推動重大原創成果突破和產業化應用，實現創新鏈、產業鏈和產業生態系統的群體式突破。

(三）堅持系統思維提升整體效能

促進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試驗發展、成果轉化融通發展，推動技術創新、技術擴散與技術進步協調聯動，發揮原始創新對科學發現、技術進步、產業培育、經濟發展的引領帶動作用，形成體系化創新能力，提升創新系統整體效能。一是鼓勵高校回歸本職成為基礎研究的主力軍；二是國家科研機構聚焦應用基礎研究、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領域，增強源頭供給能力；三是科技領軍企業加大基礎研究投入，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加快科技成果轉化；四是國家實驗室多出戰略性、前沿性、顛覆性重大科技成果；五是“專精特新”企業、“隱形冠軍”企業、新型研發機構聚焦專業主業，深耕細作、厚積薄發，源頭上解決關鍵技術難題。特別是要以重大科技項目為抓手，構建跨領域、跨區域、跨組織的高水平創新聯合體，形成系統性突破能力，打造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用金結合、上中下游銜接、大中小企業參與，社會化服務機構支撐的原創技術策源格局。

(四）加快要素集聚強化能力建設

加快研究資源、技術資源、產業資源集聚，夯實“基本面”、打好“主動仗”。一是造就一批頂尖科技人才。引進世界頂尖人才，發揮引進高端人才、組建創新團隊、突破原創成果、提升產業發展的鏈式效應。自主培育一批戰略科學家、科技領軍人才、大國工匠和高水平創新團隊，加快建立后備人才蓄水池；二是建設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集群。圍繞重點學科和關鍵領域，適度超前布局大科學裝置、大科學計劃，適時主導策劃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國際大科學工程，建好用好重大科學設施，持續完善設施功能體系；三是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創新基礎平臺。加快國家實驗室建設，重組國家重點實驗室，推動兩者科技創新功能互補支撐。加強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國家產業創新中心建設，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科研基地建設模式。

(五）政府市場同向發力協同治理

堅持“有為政府、有效市場、有序社會”同向發力、協同治理的原則，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科技治理新體系。一是政府層面，“抓戰略、抓改革、抓規劃、抓服務”，精準施策，分類指導。在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領域，發揮政府主導作用，提供穩定財政支持，建立投入增長保障機制。在試驗發展、產業化等領域，充分發揮企業投入主體作用；二是市場層面，促進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構建金融資本與科技創新深度融合的投融資機制。發展多層次股權融資市場，深化創業板、新三板改革，健全轉板和退出機制，鼓勵政策性金融機構通過貼息、擔保、發行債券、知識產權質押、資產證券化等手段，支持原始創新。完善產權制度，加強產權保護，維護創新權益；三是市場層面，加強政策引導和市場培育，加快專業化功能性資源集聚，構建高能級、多元化的社會創新服務體系。

(六）攻用結合以研致用以用促研

創新是引領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科技成果只有實現應用，才能真正轉化為現實生產力。要通過原創技術策源地建設，突破一批原創技術，形成引領性、帶動性強的戰略性產品，加快培育未來產業，構建現代產業集群。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要充分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央企超級用戶優勢，加強應用場景建設，打造產學研高效協同、無縫銜接的技術轉移體系，加快原創技術專利化、專利成果產業化、產業發展標準化進程，努力建設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

(七）加強源頭治理完善創新生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科技隊伍蘊藏著巨大創新潛能，關鍵是要通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把這種潛能有效釋放出來。”要在制度設計、資源投入、人才培養、科研管理、生態建設、文化塑造等方面深化改革，優化資源配置，改革管理體制，創新組織模式，做好管理加減法，構建“源頭引領”型管理體制。要深化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綜合改革，提升全民科學素養；推行“揭榜掛帥”“賽馬”“軍令狀”機制，推動科研資源向重大課題、重要項目和重點人才傾斜；建立以信任為前提的頂尖科學家負責制，實行項目經費“包干制”；完善考核評價機制，堅持創新價值、能力、貢獻為導向推進科技人才、科研成果評價；厚植創新文化，弘揚科學家精神、企業家精神、工匠精神，構建大膽創新、潛心鉆研、鼓勵試錯、寬容失敗的創新生態，鼓勵科研人員克服“跟跑”慣性，勇攀科技高峰，以“科技報國”投身“科技強國”。

(八）堅持開放合作融入全球網絡

大創新需要大合作。要堅持以開放促進創新，以創新引領開放，鼓勵創新主體集聚全球科技要素，運籌全球創新資源，融入全球創新網絡，積極開展重大科學問題、關鍵原創技術合作研究和聯合攻關，在開放合作中培養原創人才，提升原創能力，多出原創成果。積極主導或參與國際標準、產業規范制定，深度參與全球科技治理，提升全球治理話語權，推動科技治理體系更加公正合理。促進全球創新要素互聯互通，探索構建多層次的國際科技合作網絡，著力培育科技創新競爭合作新優勢，把我國建成全球創新版圖中的重要一極。

綜上，原創技術策源地建設要注重短期與長期、理論與實踐、發現與發明、研制與應用的協同銜接，堅持戰略導向與問題導向相結合，政府引導與市場主導相結合，統籌謀劃與重點突破相結合，解決歷史欠賬與實現跨越趕超相結合，補齊短板與鍛造長板相結合，攻出來與用起來相結合，成果突破與能力建設相結合，科技創新與體制創新相結合，綜合施策與分類管理相結合，以我為主和開放合作相結合的原則，在多目標中實現綜合平衡和跨越式發展，不斷催生面向產業變革和社會治理挑戰的原創性成果，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原創技術策源地和現代產業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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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為打造原創技術策源地系列研究之三，系列之一為《打造原創技術策源地的關鍵領域和基本要求》（點擊鏈接，閱讀全文）；系列之二為《打造原創技術策源地的主要內容與實現路徑》。文中圖片來源于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