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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世界秩序和戰略格局正處于大變革大調整的關鍵時期，全球化發展的特征正在由商品貿易轉向服務貿易，以美國為代表的強國與新興大國之間既合作又競爭的競合關系更為明顯。美國與中國的戰略博弈，體現了世界第一強國對第一人口大國兼第二大經濟體的競爭憂慮，由此逐步產生對全球產業分工及科技創新格局的影響。中國正處于科技革命加速向產業變革演化的關鍵時期，亟需加大創新力度，提高關鍵技術領域和核心產業的戰略安全，加快打通從科技研發向產業效率提升的創新鏈條，以戰略思維全面謀劃中國應對美國科技競爭的關鍵舉措。

一、中國科技創新能力建設進入新階段

（一）已經邁入創新型國家行列

2020年1月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先后在中美兩國爆發并產生廣泛影響，兩國政治經濟互動和交往進一步減少，學術交流、科技合作等領域基本處于停滯狀態。在全球疫情持續蔓延、美方頻頻出手打壓中國高技術領域之時，國家科學技術部于2020年5月在新聞發言時稱“我國已經邁入創新型國家行列”。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評估報告顯示，2019年中國科技創新指數位居世界第14位；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發布的國家綜合創新能力指數結果顯示，中國排在世界第15位。如果創新能力指數達到世界前15位，通常就被認為該國已經邁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因此，國家科技部對中國已經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的判斷是恰當的。

從具體數據來看，2019年中國發明專利授權量居世界首位，國際科學論文被引用數位居世界第二位；2019年全社會研發支出規模達到2.17萬億元，占當年全國GDP總量的比重已經達到2.19％，與歐盟國家平均水平大體相當；2019年中國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59.5％，有望在2020年如期實現60％的“十三五”規劃目標。2019年全國技術交易額達到2.2萬億元，超過了2019年度全社會研發支出總額。中國擁有世界100強科技集群中的18個，僅次于美國。這些數據均表明，中國科技創新綜合實力已經得到實質性提升。

（二）與先進國家相比差距仍然明顯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相關報告顯示，2019年全球129個經濟體中，創新指數排在中國前面的有美國、德國、韓國、日本、瑞士、瑞典、新加坡、以色列等13個國家。中國創新指數排位相對靠前的優勢主要體現在創新產出規模以及人力資源投入等方面，也就是以規模取勝。創新指數的許多方面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差距明顯，主要特征如下。

1.專利申請規模大但質量不高

中國專利申請數量增長迅速，已經達到400萬件/年以上，授權數已經達到250萬件以上，已經接近美國水平。但具體來看，絕大多數為國內專利，國外專利申請數量很少；專利價值極低，每年專利授權僅能產生百億元人民幣規模的收入，僅相當于美國1000億美元規模的1%。

2.創新投入偏重規模化應用及追求短期效益

中國年度科技研發投入已經突破2萬億元，但在“D”（發展）上的投入明顯高于在“R”（研究）上的投入，其中5%用于基礎研究，10.8%用于應用研究，84.2%用于技術開發。由于資金投入主要集中在針對從“1”到“100”的技術開發，很少針對從“0”到“1”的基礎研究，因此政府科研投入重點應該用于解決企業沒有動力去解決的問題——從“0”到“1”的基礎研究。從公開數據看，中國用于研發活動的資金投入中，企業投入所占比例為77%，政府（不含國有企業）直接投入的比例為23%，低于美國的24%、英國的28%、德國的30%，說明政府在科技研發中的投入不夠。

3.以應用創新為主且深度創新不足

中國的創新能力盡管在一系列指標上呈現出逐年升高的趨勢，但要達到世界最發達經濟體的創新水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以信息技術（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為例，ICT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核心技術與重要引擎，ICT 產業是智能社會的基石，也是未來各國科技競賽的制高點。作為通用性技術，信息技術對整體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輻射作用。中國在ICT領域的技術實力還遠落后于美國。如在系統軟件領域，當前PC操作系統基本上被Windows壟斷，Windows裝機量接近整體市場的88%，Windows與Mac OS合計超過97%；手機操作系統則被IOS與Android兩家瓜分，合計占有超過98%的市場份額。數據庫系統則是由甲骨文獨占鰲頭。基礎軟件與底層系統領域，中國目前仍是空白。

技術開發、應用技術研究、產品和服務創新仍然是中國現階段主要的創新方式，商業模式的創新貢獻有時甚至超過技術創新本身。同時，相當比例的科技投入并沒有持續和順利地轉化為成功的技術創新成果，創新效率與整體創新能力不匹配。由于各種體制機制的制約，當前創新環境不鼓勵深度創新，知識產權是為國家目標服務的思想依然很嚴重，影響著知識傳播，同時專利政策仍主要集中在增加專利申請數量上，提高專利質量仍然任重道遠。

4.風投等金融工具滿足創新融資能力不足

人才和資金是創新最重要的支撐力量。科研需要大量資金投入，需要銀行等金融機構和各類基金提供創新融資支持。截至2019年末，全國存續私募基金共81710只，管理基金規模14.08萬億元。其中，存續私募股權投資基金28477只，基金規模8.87萬億元；存續創業投資基金7978只，基金規模1.21萬億元。風險投資（VC）和私募股權投資（PE）正在影響創新融資格局。但與美國相比，中國風險投資只有20%左右用于種子級項目，而美國種子/天使級別的風投交易占總投資的比例達到50%以上，創融結合（科技創新和金融的結合）差距還很大。

盡管存在上述問題與特征，但是不可否認，依靠國家戰略引領和舉國體制這一最具特色的中國創新模式，在激烈的大國競爭中，可以迅速打破現有力量的平衡，取得戰略上的主動。從現實情況看，這種模式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仍然是最符合中國國情的科技創新趕超模式。

二、中美科技戰將對全球科技格局產生深遠影響

近幾年來，中美經濟總量差距越來越小，科技、軍事等方面的實力差距也在逐漸縮小，隨著中國自主創新能力的逐步提升，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正在日益向上游高附加值的研發設計等領域拓展和延伸，甚至在5G、軌道交通、航天、機械裝備等領域逐漸形成能夠與美國相競爭或潛在超越美國的研發能力。中美雙方在社會制度、價值體系、國家利益等方面的矛盾越來越突出。2018年以來的經貿摩擦只是中美關系相背而行的一個表征現象，而并非根本內在原因，同時貿易摩擦還暫時掩蓋了其他領域的潛在沖突，輿論戰、技術戰、金融戰等都有爆發的可能。在科技創新方面，美國試圖從關鍵核心技術方面著手，打壓和限制國內企業的技術創新鏈條，從根本上削弱相關企業的科技競爭力。

（一）由經濟挑戰和國家安全的憂慮引發的戰略競爭具有長期性

基于美國已經深深感受到了中國在經濟領域、價值觀、安全領域的挑戰，美國將中美關系確認為大國競爭關系，并通過《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方針》（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以進行明確的政策宣示，以維護其長遠戰略競爭利益。

美國有一個基本信念，即美國的安全需要在科學和技術方面具有無可挑戰的領導地位。中國在先進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努力被認為是一個重大威脅。因此，中國已經被視為美國最重要的戰略競爭對手。美國政府持續“抨擊中國”的情緒，反映了美國國防、外交和經濟決策精英的廣泛共識，即中國在信息技術等領域的崛起對美國在科學和先進技術方面的領導地位構成了嚴重威脅。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需要實施侵略性的貿易、投資、技術和簽證限制，以遏制中國在技術和地緣政治中的進取心。根據美國智庫的研究報告，這是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的共識，也是各個政治派別的普遍情緒，不會因特朗普總統能否贏得2020年的大選連任而出現根本性改變。

美國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未來將繼續以強有力的政策舉措支持美國的基礎研究和創新突破，推動前沿技術在國防軍事等領域的應用。2019年美國防部相繼推出《國防部云戰略》和《國防部數字現代化戰略》，利用美國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網絡安全以及指揮、控制與通信（C&I）等領域的綜合技術優勢，推動美國軍隊的現代化、智能化升級。正如《空軍科技戰略》里特別強調的，美國空軍將持續不斷地識別、開發和部署突破性科技，利用超前技術保持美軍長期的軍事戰略優勢。網絡、太空、極地等新的戰略疆域競爭持續升溫。美軍已完成信息戰部隊的組建，將強化網絡、電磁頻譜作戰，以及情報、偵察、監視（ISR）和信息作戰能力。這種因經濟挑戰和國家安全憂慮而引發的戰略競爭將長期存在于今后的中美雙邊關系之中。

（二）美國所有促進領導力的法案都是回應來自中國的安全威脅和挑戰

一段時間以來，保持美國領先和領導地位，是美國創新戰略的唯一焦點，核心在于應對所謂來自中國的安全威脅和挑戰。2019年以來，美國議會陸續通過了4項有關“美國領導力（Leadership）”的法案，分別是《美國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持續領導法案》（2019.2.11）、《美國制造業領導法案》（2019.6.19）、《核能領導法案》（2019.9.24）和《促進美國無線網絡領域領導法案》（2020.1.7）。在其官方文件中，毫不掩飾其對失去領導地位的不安和對戰略對手的警惕。

在人工智能方面，法案提出，隨著人工智能創新在世界各地的步伐加快，美國不能坐視不管，必須確保人工智能的進步繼續受到美國獨創性的推動，反映美國的價值觀，并為美國人民的利益而應用。

在先進制造方面，法案提出，盡管“美國制造”計劃已經運行了五年，在實現美國先進制造基礎的總體目標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來自中國的威脅依然存在，因此這一法案的目標是，進一步加強對美國先進制造業的聯邦政府投資，以提高制造業的競爭力。

在5G方面，法案提出，美國5G標準制定機構一直在努力保持其全球領導地位。隨著5G和未來技術的發展，美國在制定指導這些技術實施的標準方面具有強大影響力是至關重要的。立法重申了國會希望加強美國在全球5G標準制定領域的領導地位。

在能源方面，法案提出，美國已經幾乎要把全球核能的領導地位讓給于中國和俄羅斯。例如中國政府已承諾到2030年建設120至150千兆瓦的核電設施，印度希望到2050年核電能滿足其25%的電力需求。美國失去在核電領域的領導地位，將對美國清潔能源生產、經濟競爭力和國家安全造成不利影響。為了重建美國的全球核能領導地位，必須確保美國擁有一個健康的核生態系統，能夠以具有競爭力的價格設計部署世界上最先進的核反應堆。

（三）中美科技競爭必將對全球科技創新格局產生深遠影響

全球絕大部分企業對貿易沖突升級為技術戰爭并沒有做好準備。中國的華為公司在超越三星成為全球第一大智能手機制造商的努力中遭受挫折，很多人工智能領域的獨角獸企業都因難以有效應對科技競爭而遭受巨大損失，如高通（Qualcomm）成為受創最為嚴重的美國半導體公司，此外還有英特爾（Intel）、賽靈思（Xilinx）和英偉達（Nvidia）等美國公司，這些美國公司都嚴重依賴中國這一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市場。不斷加劇的技術戰爭，必將導致兩國高技術領域深刻而持久的變化，這些變化很可能會對國際貿易、投資和全球價值鏈造成長期的影響和破壞，同時孕育出新的世界技術競爭及創新格局。具體表現為以下方面。

1.基于全球知識交流的創新領域將遭受嚴重沖擊

美國的技術出口限制和簽證限制，對高度依賴全球化知識交流的技術領域（如人工智能、IT行業）造成沖擊，而這些創新模式和創新生態是全球人工智能、IT行業生存和發展的命脈。

2.全球創新格局將深度調整

中美科技戰突然中斷了中國獲得關鍵技術的來源途徑，導致現有創新生態遭受破壞，美國之外的主要供應商將不得不在中國和美國之間進行選擇，從而通過供應鏈的重構，影響全球創新格局。

3.中國將在科技創新的戰略性布局調整中孕育新機

中國之前的自主創新戰略之所以成效顯著，是因為中國深度融入了國際貿易和全球生產網絡，為全球獲取知識提供了充足的機會，甚至不需要對基礎和應用基礎研究進行大規模投資也能夠實現增長和繁榮。美國的技術出口限制，雖然減緩了中國追趕“新興”和“基礎”技術的步伐，但如果能夠趁此機會做好國家科技創新的前瞻性、戰略性布局，必將能夠實現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

三、在艱難競爭中尋覓戰略機遇

中美戰略競爭升級，美國將中國列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在貿易、科技、外交、人才交流、宣傳、軍事等方面采取全方位的遏制措施，而且還在不斷升級。受疫情影響，全球經濟發生深度衰退，預計短期內難以恢復。兩種因素疊加影響，中國融入全球創新生態將遭受巨大阻力，全球生產網絡和創新格局也會發生重大調整。同時，中國還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制造業價值鏈轉移、社會老齡化等困難。進入創新型國家的前列，將面臨來自外部和內部、短期和長期等多重困難，依然任重道遠。在這種情況下，認真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科技創新的系列講話精神，研判新形勢、把握新機遇顯得尤其重要。

（一）當前已經出現數字經濟和數字基礎設施挺進的戰略機遇期

習近平總書記2020年4月初在浙江考察期間表示：“我們必須抓住工業數字化和數字工業化帶來的機遇，加快5G網絡和數據中心等新基礎設施的建設”。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經濟深度衰退。據標準普爾的評估，汽車、化學品、石油和天然氣、交通運輸、交通基礎設施、零售等6大行業風險等級最高，全球供應鏈中斷、需求持續低迷短期難以復蘇，預計到2022年-2023年才能恢復到2019年的水平。但在全球經濟復蘇的道路上，中國經濟有望率先走出困境，其中電信將最先恢復，預計到2021年能夠完全恢復，為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數字經濟創造了難得的歷史機遇。

（二）近期將迎來制造業全球生產網絡調整及供應鏈重構的戰略機遇期

日本經濟研究中心亞洲研究部主任研究員尾崎春生在《中國的強國戰略》中指出，中國在強國戰略上最警惕的是與美國“超級體系”碰撞，因此在經濟上加強相互依賴關系；在東亞安全、臺海等問題上，長期以來，堅持避免實質性對立。中國在戰略上強調協調主義、多邊主義、地區合作，營造有利的外部環境，構筑依存、合作和多邊體制。

中美戰略競爭必將出現經濟溢流效應（economic spillover），體現為既是危機也是機遇，國際供應鏈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將被中國自主保障能力替代，為中國推進自主可控的供應鏈創造更好的外部環境。中美貿易戰和疫情影響的雙重疊加，使得全球貿易自由化收益遞減趨勢明顯，聚焦特定區域的價值鏈體系正在孕育并逐漸成型，產品也將更加接近終端市場，中國超大規模國內市場優勢的作用將被放大，這將有利于形成國內大循環與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格局，有利于形成推動國家創新發展的新動能。

（三）中遠期將迎來強化戰略性科技力量、實施重大技術創新布局的重大機遇期

確保美國無可挑戰的技術優勢，已經成為美國對中國戰略競爭的重中之重，預計中國深度融入全球創新生態將在一段時期內（5-10年左右）面臨很大阻力。為此，進一步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強化戰略性科技力量的建設，尤其是進一步強化國有經濟尤其是中央企業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地位、在創新生態中的擔當和建設科技強國中的使命就顯得尤為重要。中央企業在提升“五力”（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中，應進一步突出科技“創新力”和戰略“保障力”，系統性地推動實施重大技術創新布局。同時，還要為重整戰略布局，著力增強創新體系的整體效能，獲得新形勢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而集聚力量，迎接重大技術創新布局戰略性機遇期的到來。